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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自由的希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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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学之前,我常常思考“我是谁”的问题。进入斯坦福大学后,我开始思想的是:我想成为谁。我至今记得小时候学过的一首诗《哥伦布》的开头:

在他身后,海格力斯之门的后面,

躺着灰蒙蒙的亚速尔群岛,

在他的前方,没有精灵之岸,

只有无边的波涛。

如今,我的前方也是无边的海洋。我被一群执着追求学术的人包围,感到如鱼得水,一切对我而言都是新鲜的。当父母回家之后,我独自留在一个新的宿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不必担心任何人,只有我自己。

校园里男女生的宿舍都是分开的,女生只有几个晚上可以在外面呆到10点半,被允许午夜才回宿舍的日子更是少得可怜。每晚都有查房,违反纪律的人会受到严惩。但到我四年后毕业时,这些时间和性别上的限制都没有了。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这种巨大的改变随处可见。

我最先注意到的是,斯坦福没有平庸的学生。每个人都勤于思考,提出的观点都很有趣。我喜欢与同学在课内课外就不同的问题长时间激烈地辩论,甚至在宿舍里也辩论到深夜。然而,我们女生宿舍里最爱讨论的话题之一仍然是男人。由于校园里男女生比例是10:1,我们得到了异性广泛的关注,这使我们每个人都感到不习惯。高中时男孩对我们不感兴趣,因为他们很少与比他们成绩好的女生约会。到了斯坦福,一切都不同了。

在大一的1300个同学里面,只有12个中国人,5个女生和7个男生。我在中国学生会里表现积极,这里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来自香港或台湾,认识他们对我而言是一个新的经历。虽然大部分ABC们不希望与这些中国学生有任何关系,但我觉得应该与他们团结起来,毕竟我们来自同一个国家,而校园里的中国人又少得可怜。

我志愿帮助组织一些社会活动,还主动关心几个年龄稍小一点的学生,成为他们的“姐姐”,甚至在舞会上将他们介绍给我的妹妹们。后来,我还代表斯坦福参加校际中国慈善舞会皇后的竞选,这个舞会仅由海外中国学生参加组织和竞选,用来为香港的难民筹集资金。虽然我们未能在校园里募集到很多资金,以致落选,但还是得到了“友善小姐”的称号。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关系将在日后变得至关重要。

大一结束后,我与八个斯坦福同学作为交换学生被送到英国的一所大学学习。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坐上了飞机,并有幸住在一个有漂亮地板的豪华庄园里。唯一的问题是,这个校园位于牧场众多的英国中部,离伦敦有九十分钟的路程。我们每周只有四天上课,教授们鼓励我们在三天的长周末里好好体验这个国家的生活。于是,我们很快学会搭便车,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在伦敦游玩。

当时正是甲壳虫乐队崭露头角的时候,伦敦的卡尔纳比街是嬉皮士聚集的地方。“英格兰的节奏就像是钟摆在晃动,警察三三两两在街上骑着自行车,那儿有威斯敏斯特教堂,还有国会大厦顶端的大钟,孩子们都长着蔷薇色的脸颊。”我是穿上超短裙和靴子的时尚女生中的一个。在英国,我们简直像是置身于梦幻世界。

在我们的庄园外有一个酒吧,村民们经常聚在那里喝啤酒、下棋,我们偶尔也会光顾,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我变成一个受人欢迎的人,有些老一点的人总请我喝酒,邀请我加入他们的游戏。我想大概因为我是他们见到的第一个中国人。

我们几个修的课程都一样,英国历史课由当地的教授上,起初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来习惯他们的口音。我记得当时头昏脑涨地结束第一堂课时,竟然一句也没听懂!本以为来英国不会有语言障碍呢。同时,我们也学习古典音乐课,包括去听交响乐和演唱会。考试时我们必须记住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而且根据简短的片断就能听出来,我们通过给乐谱配词,甚至加上一些俏皮话来帮助记忆。

我最喜欢的是莎士比亚戏剧课,为此我们还考察了莎士比亚的故乡——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我们如痴如醉地享受莎剧。期末时,我们为当地人表演了《皆大欢喜》,我担任了美术设计师,负责制作所有的服装。

一位有名的教授教我们交流课,每个人都担心他布置的期末研究课题。然而,我在根据方言划分阶级的课题上成为仅有的几个得到“A”的学生,大家都很惊讶。因为我所有的研究都是在搭便车和与当地人交流时完成的。后来,我的旅途冒险变成了周日晚餐时交换周末旅游见闻的焦点话题,同学和教授们都很爱听我的历险记。

在英国的经历是我在斯坦福学习的重点,因为我不仅喜欢课堂知识,而且还喜欢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去学习。当我回到美国校园的时候,更深地领会到从生活中学习的意义。

我在第一年选了两个关键的课程:被称为“叙事”的写作课和探讨“好与坏的问题”的哲学课。八岁时,当我在我的第一首诗里感受到语言组合之美时,便告诉人们,我长大了想当作家。我对这个叙事课有着很高的期望,但很快发现我几乎没有值得写的故事。与此同时,我选修的哲学课是非常通俗的入门课,由一位著名的教授授课,课堂里经常是座无虚席。

哲学班上得A的人不多,我是其中之一。当我在英国就读时,教授对我的前室友说我的期末考试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认为我学得很出色,后来还问我是否决定主修哲学。我在哲学课上得到的评价起到一个“拉”的作用,把我吸引到这个领域;在写作课得到的评价却是在“推”,把我推离小说创作的轨道。这两个评价综合起来,促使我选择了哲学而非英文作为主修课。我还记得,我很喜欢的一位主修哲学的高中英文老师曾告诉我:“人生太短暂,而小说太漫长,我们必须抓住本质的东西,这是哲学的真谛。”但是如今,我意识到如果没有小说,人生的旅途会显得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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