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勒先主经过慎重考虑后，希望有一份内地会全体弟兄姊妹的名单。 除非有什么障碍，否则他想尽力帮助每位成员……当然，主知道我们的基金减少，所以感动他尊贵的仆人予以援手。

穆勒把支票寄给每一位传教上，而一封致全体内地会同工的信也同时收到了。 信上说：

这封信的主要目的是告诉你们：我在主里挂念你们。 我对主在中国的工作极有兴趣，并且每日为你们祷告。 当你们在困难、试炼、痛苦和失望之中，知道有人在主里纪念你们、支持你们，或许会带给你们一点鼓励……

1870年代，穆勒大概每年给中国内地会传教士寄上两千镑，在当时来说，已是很大的数目。

宾法特（William　Pennefather）也是内地会的支持者，他在伦敦举行的迈德美大会（MildmayConference）中为戴德生及内地会辩护。 在内地会风雨飘摇的日子里，对内地会仍信心不移者计有韦士托伯爵（LordRadstock）、汤姆爵士（SirThomas）、宝参夫人（LadyBeauchamP），以及高富牧师夫妇等。

1869年5月底至6月初期间，戴德生一家终于获得期待已久的假期。 他们和白安美一起到杭州附近一个叫普陀的小岛度假，那里风景怡人，杜鹃盛放，有长长的白沙湾和宁静肃穆的庙宇，是宁波及上海市民常到的度假胜地。

假期很快结束了，戴德生又恢复繁忙的工作。 他现在要负责十八位传教士并其家人，以及六位中国同工。 他记述此时的景况：

「差不多每一天我都收到同工的信，要我指示他们——在目前的情况下，发展工作非常困难，是应该离开工作岗位，还是留下来呢？ 我也不知如何决定。 只有像希西家一样，把每一个人的信心都展露在上主面前，相信他会指教我怎样回答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