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一个酷热难当的沙漠小镇，最早的记忆是和弟弟妹妹们在家里崭新的大空调前面玩耍，这个大空调可算得上整个镇子里最奢侈的东西了。我们在它面前度过了大部分时间，仅穿着尿布或内裤，让凉风吹过我们汗津津的身体。虽然它占据了一面墙的三分之一，散发的冷气却不足以将烤箱一般的房子冷却下来。

母亲整日忙于家中无尽的琐事，常常抱怨房子总是一团糟。只有三岁半的我有时会等到每个人都睡了以后，偷偷溜下床，高高兴兴地独自整理房间，假装自己是一个好心的仙女，被派到凡间帮助妈妈。

在我五岁的时候，有一次父母外出办事，临时雇一个邻居的女孩照看我们。父母刚走，那个女孩便自顾自地开始喝父亲的威士忌，然后就倒在他们的床上睡着了。我把三个弟弟妹妹放在床上等待父母。当他们回家时，我向他们报告了发生的事情，他们脸色阴沉下来。“我可以做得比她好，而且弟弟妹妹都听我的话。”我努力说服他们答应下次由我照顾弟妹。

第二次他们出去时，同意由我照顾家，当时我觉得自己长大了。但不幸的是，他们没能准时回家。我母亲曾教过我怎样看我家的黑猫闹钟，指针每跳一下，它的尾巴就移动一下，眼睛也来回转动。随着它的尾巴来来回回地摆动，我愈加不安起来。如果他们发生意外怎么办？我能给谁打电话？我不知道任何人的电话号码，除了一个人——我的外祖母，但她住在旧金山。我以前从未打过电话，但是目睹过很多次妈妈打电话的情景。那时候还没有直线电话，必须让接线员帮助转接。

我觉得越来越绝望，于是就拿起电话，缓缓地对接线员说：“我想给旧金山打一个长途电话，号码是YUKON 2-6014。”我等了等，听着另一端电话里的嘟嘟声。终于，我听到了外祖母的声音，感觉好多了。她对父母的做法非常生气，还让他们到家后回电给她。果不其然，父母给她回电时受到了责骂。但这么小的女孩竟然能有如此举动，也让他们感到不可思议。后来，他们变得准时，如果晚回来的话，也会提前打电话让我知道。

最小的妹妹出生之前，父亲买了一栋新房子。他为这个愿望已经等了很多年。之前因为法律禁止中国人拥有房产，所以一直难以实现。1952年，当这条法律被废除时，他是第一个买房的。我们的房子是三居室，外带一个门廊。父母决定封闭门廊的区域，将它改造成我们的游戏室，因为这里气温通常超过 37度，没有人愿意在门廊里忍受热浪的烘烤。

父亲买了一台很大的电视，是最新款的（他喜欢购买最流行的奢侈品）。虽然父母一再警告说，如果坐得太近、看太多电视的话眼睛会变瞎，我们还是痴迷于它。一天晚上，等他们出去后，我们五个小孩齐刷刷地坐在电视机前准备看个够。不幸的是，我们却打不开电视机。弟弟妹妹们都期盼着我能找到解决方法。于是，我想到看看电视的背面。我们五个人把沉重的电视机从墙边推开，我看到原本该插电源线的地方居然是空的。我在家中最高的抽屉里找到了电源线，电视机能用了！我们一直看到车库门打开的声音传来，才很快将电视机推回原地，为了避免在前门的过道上被抓，我将弟弟妹妹通过游戏室的窗口塞到隔壁房间弟弟的床上，然后自己再飞快地跳过窗口。母亲从未问过电源线是怎么回到电视机上的，但我确信她一定很纳闷。

母亲非常勤劳，我们五个孩子的大部分衣服都是她一手缝制的，包括我们的睡衣（甚至在我考上大学以后，她还在为我们做衣服）。有一年，在她的生日那天，我提议我们为母亲做一条裙子，就像小鸟和老鼠们为灰姑娘精心缝制礼服那样。这个提议调动起我们所有的想象，我找到了一块自认为完美的布料，接下来分工，每人负责缝制一部分，大家兴高采烈地边唱边缝，想象着我们自己是帮助灰姑娘的那些小跟班朋友。果然，母亲异常惊喜，她完全没料到我们会有这样的举动，但她从未穿过这件礼服。我经常为此盘问她，她总说留待一个特别的场合，但这个场合从未出现过。

我们几乎从不出门，所以母亲带我们去公共图书馆的时候就算是盛大的外出活动了。在那里，书籍将我从封闭的港湾里吸引出来，我的心门为精彩纷呈的世界万象打开。阅读启发了我的想象力，就像野花的种子播撒在草坪上，茁壮成长。几年后，我读完了包括《汤姆叔叔的小屋》、《愤怒的葡萄》在内的很多书。这些伟大的文学著作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灵，我第一次被正义所震撼。我为书中的人物而哭泣，因为他们已经成为我的好朋友和最好的老师，我也崇拜作家，他们仅用文字就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我的第一语言是中文，但我几乎丢掉了它。为了让我们做好上美国学校的准备，父母更多地用英文跟我们交流，他们不希望我们经历他们遇到过的挫折，因为不能熟练地运用英语而重重受阻，备受嘲笑。作为长女，我对中文的记忆似乎还多一些，而弟弟妹妹在成长的过程中听到的中文就更少了。但父母总是在谈论一些不想让我们知道的内容时讲中文，这反而激起了我的好奇心，也产生了对中文的兴趣，因此免于完全丧失听懂中文的能力。

一天晚上，我隐约听到父母的一番长谈。父亲准备脱离他的族人，自己开超市。然而，在筹备阶段，工地的一场大火烧毁了所有的建筑材料，有人警告他说，永远也别想在那个小镇做生意与他们竞争。很快，父亲就搬到离这个镇比较远的地方重新开始了。

在超市开张前一个月，妈妈每天在超市里给父亲帮忙，所以我们基本都在吃速冻肉馅饼和热狗，这是我唯一会做的东西。迄今为止，我见到这些食品还反胃。

超市举行了盛大的开业典礼，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参观，因为拥有三个电子收银台和传送带的新潮超市，本地区的人还从未见过。庆典上到处都是气球，奖品和食物。虽然我很害羞，父亲仍然叫我给所有来访的客人打招呼，并负责将胸花戴在他们身上。那天，我向涌入超市的几百人打招呼，并给他们一一戴上从夏威夷运来的兰花。

此后我们的周末大都在超市度过，五个孩子大部分时间坐在杂志架上，人手一本漫画杂志。每隔一段时间，父亲就会把我们赶到楼上的办公室，好让客人能够有机会读杂志。当我们想吃糖的时候，他给我们冰淇淋来代替；当我们想要喝汽水的时候，他给我们巧克力奶来代替；有时如果镇上放映儿童电影，父亲会把我们带到电影院，让我们在里面关一天，一遍又一遍地看同一部电影。我们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旧世界
当我们暑假回旧金山外祖父母家时，就像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他们住在唐人街，沿着一个斜坡上去，四周林林总总地矗立着众多外观雷同的大厦，他们就住在其中一幢楼的顶层。走到门口时，迎接我们的是一股浓烈的中国草药和樟脑丸味。

我们五个总是睡在客厅厚厚的栗色地毯上，喜欢用手指在上面写字。在客厅的拐角处有一个大的古董箱子，里面保存着稀奇古怪的来自中国的宝贝，这些东西我们根本不能碰。在壁炉架上有母亲、她的两个哥哥和妹妹的毕业照，以及一个轻轻摆动发出天使般铃声的小钟。外祖母不喜欢浪费水，因此不允许我们冲厕所，要等几个人用过以后才能冲。晚上，我们只能用搪瓷便盆，她会在早上一起倒进马桶然后一次冲下去。她还会从工厂带回家一些针线活，让我们帮她在缝好的裙子上打结。通常她完成了四五个，我们还在费力地用筷子扭动着一根带子，我们的小手指与她那双青筋暴露的手相比是那样地笨拙。她的缝纫机是黑色铁制的，上面印着金色的字。她的右手轻轻地转动着边上的银色轮子，左手移动布料，脚踩着踏板，运转着这台神奇的机器。每天早上，她会给自己煮一杯加牛奶和糖的咖啡，然后让我们排好队，给我们每人分一小杯。我们每个人都怀着热切的心情盼望着那一刻，感觉到自己长大了，可以喝咖啡了。在这以后，她便沉浸在她一生的爱好——阅读中文报纸中。中国移民里，她这个年纪的女人很少有能阅读中文报纸的，而她住在美国几十年，还热衷于和我妈妈讨论香港电影明星的最新八卦，仿佛从未离开过一样。

外祖父是一个少言寡语的人，他总穿着笔挺的白色衬衫和有背带的黑色西裤，衬衫的袖口用宽大的橡皮带扎紧。我对他留着的长指甲很好奇，但从来不敢问他。由于经常吸烟，他的指甲已经被熏黄。我们带着畏惧的眼光看他，想对他晚上放在玻璃杯中的假牙一探究竟。他几乎不跟我们说话，但我们可以从他脸上的严厉表情读出他对我们的态度。

对我们而言，最特别的款待就是拜访外祖母的父亲——外曾祖父“宫八”。他在一个非常富有的白人律师家里当私人厨师，与雇主一家住在俄罗斯山上的豪宅里。他的英文比外祖父母好多了，而且看上去比他们还年轻。我们大家都不知道他是从哪学会做西餐的，而且他还懂得优雅的出菜礼节。当他讲起那些他准备过的豪华宴请时，我们都听得入了迷。偶尔雇主不在家的时候，我们便一起去他住的府邸，看他在那个酒店级别的私人厨房里施展精湛的厨艺。在这里，他为他的十三位曾孙做了一罐又一罐美味的黄油饼干，想起来我们都会流口水。休假时，他最爱做的事情是戴上苏格兰羊毛帽子，拎着画架，坐在城市的某个风景优美的角落画画。父亲曾请他给我的外祖父画过肖像，这幅肖像画现在还挂在我家的客厅里，他还画了一幅母亲穿着中式结婚礼服的全身肖像，挂在父母的卧室。我们全家的艺术基因都来源于外曾祖父。

我们几个孩子与外祖父母基本不说话，有时打手势和偶尔说一些我们希望是正确的中文词汇，就算是相互之间的交流了。我们的中文讲得很不好，而他们虽然在美国生活了六十多年，英文水平却并不比我们的中文好多少。

父母常常因为没能让我们学会说中文而受到责备，外祖父母也惋惜他们的外孙已经变成了 “空心竹子”——这个贬义词是老移民们用来形容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的，这些人外表看起来是中国人，但没有中国文化和身份的认同感。

中国人？美国人？
母亲并非不想让我们学中文，她甚至与人在镇上合伙开了个中文班，雇了一个白天当屠夫学徒的中国青年给我们上课，但这位青年只会说台山话，也不知道该怎样教孩子。于是他运用了中国流传几千年的死记硬背法，这种方式对ABC学生而言，更显得非常陌生和不适用。因为我们对他的教学既无兴趣也不合作，他就时常冷笑着问我们一个既让我们尴尬又答不上来的问题：“你们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

母亲改变主意、不再送我们去上这个班，不是因为教学方法的问题，而是因为这个老师只能说一种来自某处农村的方言。她让我们退学，亲自教我们。她每周都教我们中文字，我们反复抄写，但从未有机会用过，甚至在我们与外祖父母交谈的时候也没机会运用，因为他们说另一种方言。最后，因为我们的抵触情绪，母亲极不情愿地放弃了。后来，父母似乎是说服了自己，认为孩子们的未来在美国，因此他们的投资应该主要用于我们的英文教育。从另外一方面来看，ABC们不能说中文不仅会有理解文化的障碍，还给生活带来不便。比如点菜。英文说得不好的餐馆服务员在不能说中文的ABC们面前得意洋洋地说着中文，使我们感到自惭形秽。不知道怎样说中文就像走在断桥上，无论是我们的高学历还是名牌大学的头衔都不能帮我们获得进入另一端的通行证，有些人最终放弃了。

我面临着两难的境地，思忖着自己到底属于哪一边？如果我不是中国人，那我是美国人吗？在20世纪50年代，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在白人小镇上学时，深刻地体验到了身份的困惑。在学校，常有人指出所有我与他们的不同之处，比如眼睛、身材，甚至有人说到我的黄皮肤。这些都是我自己没有注意到的。难道不是别人故意想取笑我吗？他们简直是无知透顶。

一个朋友误认为我喜欢听关于“清朝中国佬”的笑话，她努力模仿中国语言，说我的语言起源于硬币掉进罐子的声音，听起来像“叮、咚、清、冲”。从孩童时代起我就学会掩饰自己，有时表面笑的时候内心却在哭泣。这个倾向和我的害羞一起，逐渐变成了一种方式，来掩盖我在最佳状态时的自我怀疑，在最糟状态时的自我憎恶的心理。

母亲告诉我，中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非常害怕被当成日本人。每当被问到这个问题时，他们便迅速、自豪地声明自己是中国人。我在电影院就能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当我看到日本人在战争电影里糟糕的形象后，非常担心走出电影院时被误认为是他们中的一员。但在我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在悄悄问我：日本人会怎样想？我很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

另外一件让我害怕的事，是学校一年一度的肺结核测试。当妈妈又一次流产时，我只好去和外公外婆住在一起。他们经常带我去中国电影院和麻将馆，这些地方细菌泛滥，我被怀疑患上了肺结核，手臂上有一块大的红色肿块，还有水泡。但最令我痛苦的不是肿块，而是露出红肿的手臂并被宣布为“阳性”而引发的各种风言风语。我被人称为“患肺结核的中国孩子”。

然而，肺部的X光照片显示我没有肺结核，而且医生说我被带到有病菌的地方帮我获得了对抗此病的免疫力。尽管我终于得到了解脱，但持续一年的测试和诊断过程，对我而言却是巨大的羞辱。站在队列里等候测试，诚惶诚恐地接受即将到来的“显示结果”的场景，就像反复出现的噩梦，我陷入其中，永远也无法醒来。我在结核病的测试中将永远呈阳性，正如我注定将永远是一个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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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成长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首先，我意识到我的与众不同——令人痛苦的与众不同，但我总试图与别人一样；其次，我开始渴望主流文化，甚至憎恨自己身上一些和主流文化格格不入的东西，而爱上根本不属于我的一些东西，但这些东西永远也不可能融入我的生命中。

我自身的文化冲突开始摧毁我的认同感和价值观。我在学校时，周围是一些随和、友好和有趣的美国人；晚上回到家，父母则期望我学习努力，工作勤奋，严肃认真，重视家庭超过朋友，并且做一个中国人。我学会了怎样与不同的群体交往，而且知道自己不完全属于任何一方。

一次过万圣节，老师告诉我们，去学校时要盛装打扮，而且要扮成与平时截然不同的样子。我的朋友们准备化妆成芭蕾舞演员或者皇后，有些男孩打算扮成海盗或西部牛仔。当我问妈妈应该怎样装扮时，她回答：“万圣节，你为什么不穿中国服装？” 我竭尽全力向她解释，说这不是一个好主意，但无济于事，她的头脑中只有那件被她压在抽屉底部的、一个中国亲戚寄给她的中国服装。这套丝质的服装看起来就像睡衣，上面还镶有彩色的亮片。无论我怎样解释，都无法说服她改变主意。当我被选中坐在镇上万圣节游行的彩车上时，她更坚定了这个想法——让我打扮成中国人！

经常意识到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这让我感觉很不好，为什么我不能跟其他人一样？一天，我终于向母亲表白：“我希望自己不是中国人！”母亲变得非常警觉和激动，劝说我不应该羞于当中国人。“中国比西方有着更古老和灿烂的文明。当我们有高度发展的文学和艺术的时候，西方人还住在山洞里呢！” 我试图努力为自己的祖先、为古老的华夏文明骄傲，但这种感觉如同在沙漠里种树一样很难根植。于是她说：“不要因为他们的话难受，你可以证明给他们看他们是错误的，你要比他们在各方面都强，尤其是在学习上。如果你努力学习和工作，有一天，你将能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没有人敢再轻视你。”于是我决定将我的注意力从焦虑不安转移到这个目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