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义来问：「我们的朋友正遭遇危难，你还能哼着歌吗？」
「就算我生在这里，为这些事情忧虑，也是无济于事，而且使我不能做我所当做的事情，所以我只好将一切重担交卸给主。」
1877年5月，在中国的各差会于上海召开一个联合会议。 这个会议看来会惹起不少争论。 自从七十年前马礼逊来华传教开始，中国的传教工作已有多倍的增长。 来自不同宗派的五百多位传教士，对于宣教工作各有不同的观点。 有些差会（例如内地会）着重直接布道和植堂的工作；有些则着重教育和培训方面。 会议中有些人批评内地会，说他们派遣年轻而没有经验的传教士，长途跋涉到中国内地去。 「名词问题」也是一个引起激辩的焦点。 所谓「名词之争」，就是用哪一个中国词语来翻译经文中的「上帝」。
戴德生担心这些问题所引起的纷争。 除非会议中有圣灵的充满，否则难免出现分歧。 所以他先邀约了大约三十位来自四个不同差会的传教士在武汉会面，一起祈祷，作属灵的装备。 在这个会议结束时，伦敦会的杨格非（Griffith John）说：「我为戴德生感谢神；我为中国内地会感谢神；我为我的年轻弟兄感谢神。」
三个星期后，大约一百四十多位来自十八个差会和三间圣经公会的男女牧师、教士和传道，举行会议。 引起争论的「名词问题」，虽然在一次演讲中提了出来，掀起一场争辩，但没有列在议程内。 戴德生为内地会到偏远地方传福音的宗旨辩护，认为这是建立教会的必备工作。 有两位讲员认为西方的世俗文学和科学知识，比宗教更能有效地驱除迷信，但他们不为大多数人所支持。 大部分人接纳戴德生和杨格非的路线，就是传道的主要目的是宣扬神，指出罪恶和救恩，但也不抹杀文学和科学的价值。
总而言之，在此次会议中，协议多于争辩，而内地会也普受人接纳。 戴德生认为这次会议是中国传教事工最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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