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德生的挚友史蒂丝（Miss Stacey）小姐，在1876年5月去世，这个打击使他病了一个星期，不能工作。 但他很快从忧伤中回复过来，九月便乘船到中国去。 预算这次只离开十个月，所以珍妮留在家里照顾六个孩子（包括她自己生的两个），并全时间的参与培兰路的行政工作。
船到巴黎后，戴氏把文件箱遗在岸上。 箱中有很多他预备在旅途上要做的工作，因此，他除了在旅途中勤于写信外（他给珍妮写了很多信，也写得很亲密），差不多是被迫在船上度过一个长长的假期。
戴德生于十月底到达上海后，又在前往镇江的途中患上痢疾——这个病是他一生中常常复发的。 1876年9月14日，就是他离开英国后的一个星期，中、英两国签署了烟台条约。 消息传来，使他对前途感到十分兴奋。 现在，持有护照的外国人，可在中国内地旅行，并明文规定受到安全的保障。 在条约签订后的四个月里，内地会的传教士已先后进入六个新的省份，来到那些从未有洋人踏足的中国内地。 这些年轻的传教士受到各种不同的对待；有些人很友善，但也有些人很凶恶。 戴德生把他往湖南途中的遭遇记下来，他提到湖南的妇女时，说道：「她们全心全意崇拜偶像，但都得不到满足，她们的心灵仍是一片迷惘。」
约一个月后，戴德生遗落在巴黎的文件箱竟然寄到镇江。 他的工作计划才可完全展开。 「我的工作量是我所能承担的四倍，」他诉苦说。 书记费查理已回国休假，又找不到人接替他的工作，只有由戴德生偏劳了，另外，还有《中国亿兆》的编辑工作。
每日工作至凌晨二、三时，戴德生便坐在他的簧风琴旁边，弹他心爱的诗歌。 以下一首就是他时常弹奏的：
耶稣，我在安息，
安息在你的喜乐中。
你的爱是何等伟大。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