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导语：今日我们所处的国度，笼罩在肺炎病毒的阴影之下，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基督徒身处在这个的处境中，我们可以做什么？作为教会的牧者，该如何牧养群羊，又该如何思考瘟疫神学？五六百年前的欧洲，基督徒同样处在黑死病的阴霾之中，当时的改教家马丁路德就是在这种处境中思考瘟疫与神学。今日笔者看到Chris Sundheim教授关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研讨会而写的论文，它分析了路德关于黑死病的著作，特简洁翻译之，以飨读者。原文并无小标题，为译者所加。
在二十世纪末，要想完全理解当年在欧洲爆发瘟疫时人们那种强烈的恐惧和极度的害怕，是一件极其困难或不可能的事。当今世界,没有什么能比得上这种发生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传染病，所能造成的威胁了。
在没有特殊预警或解释的情况下，黑死病横扫整个欧洲大陆，从十四世纪中叶一直持续到1700年左右。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同意，瘟疫是从东亚随着贸易商船来到欧洲的。可是，不管其起源如何，瘟疫造成了可怕的毁灭。所有的城市因为这个流行病完全瘫痪，一些村庄随之永远消失了。最终，将近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欧洲人死于这一无情的杀手。
最严重的一次疫情爆发于14世纪40年代，但是这种疾病在16世纪卷土重来，当时马丁·路德和宗教改革运动试图改变当时基督教会的许多基本教义。当然，这一时期很少有事件会像瘟疫这样，引发信仰的深思。这场瘟疫在1527年8月袭击威登堡（Wittenberg）时，对路德的生活触动最大。他在讲道和一些著作中经常提到这种疾病，特别是在讲论《创世记》时。
一场瘟疫的爆发给信徒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创伤，他们的道德观、宗教观，以及他们的信仰无疑也受到了影响。瘟疫的出现使欧洲人面临着突然的、无法解释的死亡。毫无疑问，仅是瘟疫感染的征兆，就可能使一个村庄陷入近乎歇斯底里的状态。
本文将会论证，用路德自己的话来说，他相信人们对瘟疫的反应是基督徒怜悯的重要体现。瘟疫的爆发意味着社群和教会领袖将身负重大使命。路德认为，“黑死病”呼召基督徒展现他们的爱心和信心，这是其他事情做不到的。关于中世纪黑死病的学术文献非常丰富，其中有很多深入探讨黑死病及其历史。医学细节对本文并不重要，但我们首先应该简洁地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瘟疫的意义。对大多数欧洲人来说，瘟疫不仅仅是一场偶发的自然灾害。该病是欧洲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早期文化的一部分，反映在该时期的艺术、文学、崇拜和民间习俗中。当瘟疫来袭时，威胁无处不在，它触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瘟疫爆发时的死亡率从30%到90%,甚至更高。与这种疾病的致命性一样可怕的，是它的不可预测性。瘟疫可能会在一夜之间席卷一个城市或村庄，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杀死第一批受害者。它可能存在数月之久，也可能像它出现时那样迅速消失。瘟疫可以由短暂性的接触进而传播，但有些经常接触照顾受害者的人，却从未被感染。此外，感染瘟疫并不总是被判死刑，部分感染者还是可以幸存。
但大多数不幸感染黑死病的人，都死于这种病。关于是什么带来了瘟疫，以及如何在致命的工作面前保护自己，各种理论纷至沓来。一些是伪科学，另一些，如果按照现代标准的话，纯粹是迷信。逃离瘟疫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离开受灾地区。
马丁路德作为一个牧者的身体力行
路德知道这一点，他在1527年写了一篇文章---《一个人是否可以逃离致命的瘟疫？》，里面有关于这种疾病最完整的论述。这本长达14页的小册子在随后的19个版本中再版，受到了读者的广泛好评，尤其是在瘟疫威胁的时候。路德撰写这本小册子具有两重目的:安慰那些生活在瘟疫中的信徒，并讨论基督徒在社群受到感染时的道德义务。黑死病在1527年8月2日袭击了威登堡。考虑到教职人员和学生的安全，时任选侯约翰（John）下令教授和其他人前往耶拿(Jena)。路德没有被选候的要求或其朋友的呼吁说服，他决定留下来照顾病人和那些不能离开的人。路德还帮助市议会，并向少部分学生作授课，这些学生是由于未知原因而留下来的。到了8月19日，已有18人死亡，其中包括几名与路德家关系密切的人。市长的妻子几乎在路德的怀抱中丧生。路德的很多朋友失去了亲人，其他人则远离了灾区以逃避瘟疫。当时路德的儿子约翰（John）还是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很可能也在9月感染了瘟疫，不过后来康复了。路德的女儿伊丽莎白（Elizabeth）生于12月，在不到八个月的时间内去世，这可能是由于其母亲在怀孕期间接触黑死病所致。
在瘟疫的这几个月期间，路德所做的，以及他那篇关于逃离瘟疫的深思熟虑的文章，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了他对上帝的委身，以及基督徒对兄弟责任的见解。一些学者注意到，在这一时期，也就是在纪念他张贴《九十五条论纲》十周年之际，路德写了现在著名的赞美诗《上主是我坚固保障》。这首歌可能是这个时期他在威登堡的真实经历而作。
在瘟疫中，牧者应该与羊群同行
“人们是否可能逃离？”是路德对约翰·赫斯（Johann Hess）提出的问题的回应，赫斯是西里西亚宗教改革的领袖， 1527年8月那里也出现瘟疫。赫斯曾问路德，基督徒是否可以问心无愧地逃离瘟疫。在听到莱比锡的多明我会修士（Dominican）如何嘲笑威登堡居民逃离险境的方式后，路德进一步产生写作的动力。这本册子融合了基督徒的慈怜和常识。
最重要的是，路德呼吁牧者不要放弃他们的羊群。所有的好基督徒都应该避免陷入恐慌，而牧者应具更大的责任。路德写道，牧者不应该成为雇工，而是一位委身的牧羊人。当一个地区瘟疫肆虐时，牧者的帮助显得尤为重要：
“那些从事灵性牧养的人，如牧师和传道人，也必须在死亡的危险之前保持镇定。我们有基督的命令:‘好牧人为羊舍命，雇工看见狼来，就逃走。’（约10：11）。当人们濒临死亡的时候，他们最需要的是灵性牧养，牧者要通过圣道和圣礼来坚固和安慰他们的良心，好使他们凭着信心战胜死亡。”
当然，路德认为，如果一个区域有足够多的宗教领袖留下来照顾生病的基督徒，那些多出的传道人可以不必把自己暴露在危险之中。“我不认为这样的行为是有罪的，因为已经有人提供足够的灵性服侍（spiritual services），因为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指多出的传道人）已经准备好留下来。”
类似的道德准则，同样适用于市政官员。当权者必须留下来，确保法律和秩序得到维护，以防止“火灾、谋杀、骚乱和一切可以想象到的灾难……另一方面，如果在极大的疲弱中他们选择逃离，但却委托了有能力的替代者…这也可当接受。”仆人不可离开主人，父母也不可离弃儿女。任何人离开之前，都应该先核实一下那些不方便行动的人的健康状况。
路德意识到，人类自我保护的本能凌驾于其他大多数问题之上，在诸如瘟疫之类的危机中亦是如此。“若有软弱惧怕的，可以靠着神的名逃跑，只要他没有撇下对邻舍的本分，并为其提供充足的物资以致他人可以帮助看护。逃避死亡、选择生存是神放置于人里面的一种自然的倾向。”
但是他写道，黑死病的爆发与其他任何威胁没有什么不同。根据圣经记载，神降下四样灾祸:饥荒、刀剑、野兽和瘟疫。圣经教导我们，在前三种情况中，虔诚的信徒只有在照顾了别人之后，才可以救自己，就像亚伯拉罕、雅各和大卫一样。路德认为一些基督徒可能会怀疑这场瘟疫是否可以与圣经中描述的灾祸相提并论。毕竟，圣经中的人物从未遭遇过黑死病。可是，路德说：“死亡就是死亡，不管它是如何发生的”。
无论威胁是来自逼迫还是瘟疫，基督徒首先要遵守上帝的律法，对他们的同胞履行义务。只有这样，他们才可以想到自己的逃生之路。那些惊慌而不理会这神圣指示的人，将在上帝的眼中受到严厉的审判。“因此，基督将在审判之日谴责他们是杀人犯，他会说：‘我病了，你没有来看我’（太25 ：43）”
上帝、灵界势力与瘟疫路德认为，上帝发动瘟疫，既是作为一种惩罚，也是作为展现他权能的方式，或者是作为一种试验，好考验人的信心和爱心。或者，这种疾病可能同时代表了这三者。路德说，上帝把瘟疫当作“一场父爱式的游戏”，“目的是融化和净化。”虽然上帝看上去生气了，而事实上他没有生气。愤怒是“模拟的”，他发出自然灾害为的是，“让你了解自己的罪过……的确，我们只有跌得很惨，才能意识到自己的可怜和软弱。”
在瘟疫中，依然有灵界势力的工作。魔鬼企图在受瘟疫折磨的社群中制造恐慌和自私。路德告诉虔诚的基督徒，在瘟疫肆虐的时候，要向黑暗之王宣战，透过展现出更多的怜悯，更多的勇气，而不是相反。有趣的是，几年后路德提出恐惧是瘟疫的诱因。1539年10月，在威登堡爆发十多年后，路德帮助埋葬了几个在纽伦堡（Nuremberg）死于瘟疫的朋友，在一次演讲中，他告诉听众，惊慌失措的人应逃避瘟疫的威胁，不要感到羞耻，因为“恐惧本身就是这场灾难的主要原因。” 尽管他没有详细说明。
路德与他的同时代人有相同的观点，他们认为黑死病“是由邪灵（evil spirits）在人群中传播，牠们污染了空气，或者呼出了一种瘟疫般的气息，最后让这致命的毒素进入人体。”然而，他似乎相信，上帝会给予那些照顾瘟疫受害者的基督徒一定程度的神圣免疫力。“经验表明，那些用爱心、奉献和真诚来护理病人的人通常会受到保护。虽然他们染毒，却没有遇害。” 路德还警告说：“由于贪婪，或期望继承产业，或在这种服侍中获得其它个人利益，而看护病人的，如果最终被传染，毁容甚至死亡，应该不要感到惊讶。”
在瘟疫中，基督徒该如何自处？路德建议不要陷入另一个极端，即忽略那些可能防止一个人生病的预防措施。显然，当时有部分欧洲人试图通过拒绝药物，不去避开感染瘟疫的地方和病患，来显示他们的超凡信心。路德说，他们“太轻率和鲁莽。这不是信靠神，乃是试探神。上帝创造了药物，赋予我们智慧来保护和照顾好身体，这样我们才能健康地生活。”如果一个人不慎染上瘟疫而传染给他人，那么他就会被认为是杀人犯。同样地，如果一个人还没有完全康复，四处活动，结果将瘟疫传染给了他人，也是犯了谋杀之罪。
路德保留了他对黑死病患者最严厉的谴责，因为这些人相信自己会通过传染他人来摆脱疾病，或者只是“非常恶毒”，所以刻意隐瞒自己得病的事实。他建议将这种“蓄意谋杀者”立即送交绞刑人员。
路德建议社群寻找隔离瘟疫受害者的方法，就像上帝在旧约中命令将麻风病人驱逐出城一样。隔离对每个人都有好处。病人仍可得到治疗，传染也不会扩散。“我们在威登堡的瘟疫是由污秽引起的。感谢上帝，空气总体上仍然是干净和纯洁的，只是部分被由于某些人的懒惰或鲁莽而被污染了。”
路德认为，将墓地迁出城市可能会阻止黑死病的蔓延。许多关于死者的流行观点认为，有毒气体和烟雾从坟墓中冒出。路德建议墓场可以为了城市的共同健康而搬迁，因为墓地应该是神圣的地方，而不是小巷或市场外的小块土地。“墓地理应是一个幽静的好地方，远离一切地方，人们可以去那里虔诚地默想死亡、最后的审判、复活和祈祷。”
要抓住机会寻求牧者帮助路德在他的文章《一个人是否可以逃离致命的瘟疫？》的结尾，补充了几句关于如何为死亡做准备的话。他提醒读者，为生命终结做准备的最好方法是定期敬拜和领受圣礼。当瘟疫袭击一个家庭时，基督徒应该在受害者神志不清或失去知觉之前寻求牧者。如果牧者来晚了，他就不能辅导病人或举行圣餐，因为那个时候病人意识模糊，无法理解。牧者们不会“在最后一分钟把福音传给他们，并为他们主持圣礼” 就像他们习惯了在教皇统治下，没有人问他们是否相信或理解福音，只是把圣餐塞进他们的喉咙里，就像塞进面包袋里一样。
瘟疫与宗教改革研究中世纪晚期黑死病的学者菲利普·齐格勒(Philip Ziegler)认为，这场瘟疫助长了人们对天主教权威的怀疑。基督徒被一些现象所打击。首先，他们看到教会将瘟疫视为上帝派来的惩罚。然而，当这种疾病出现时，乡村牧者的死亡频率至少与平民一样高。这生动地证明了神职人员与上帝的亲密关系并没有使他们逃脱瘟疫。其次，有证据表明，如果没有特别高的薪水，一些牧师就不会在灾区工作。这样的行为引发了人们对教会没有委身羊群，以及牧者物质主义的明显质疑。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臭名昭著的故事，有些牧者离弃了那些受感染的社群，这就是为什么教会的信誉如此受损的原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量的数据表明，教会在黑死病中遭受的人员伤亡比几乎任何其他社会机构都要大。神职人员的高死亡率可能使牧者的人数减少了近一半。这场瘟疫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最虔诚的天主教徒。为了匆忙填补空白，教会忽视自身的标准，任命了许多不称职的神职人员。
因此，齐格勒写道，在瘟疫最严重的时期之后，当欧洲社会本应重新团结起来的时候，教会却可悲地没有做好应对抗议运动或动乱的准备。齐格勒和G.G.库尔顿都认为，尽管瘟疫并不必然导致宗教改革，但它却削弱了天主教会的力量。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甚至在路德之前，瘟疫就已经在宗教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结语然而，在整个16世纪早期，像路德和慈运理(他自己几乎被瘟疫夺去了生命)这样的改教家，不得不对这种持续性的疫情做出同样的反应。他们与黑死病的斗争,塑造了他们的宗教观和个人生死经历。路德关于黑死病的著作表明，他认为瘟疫既是灵性的，又是个人品格的考验。
尽管疾病的来源或目的仍然是个谜，但委身的基督徒有几个明确的指示：保持秩序，照顾病人并避免传播传染病。在瘟疫爆发的恐惧中，路德敦促他的追随者展现出勇气，常识和怜悯。
英文原稿来自http://www.eiu.edu/historia/Sundheim3.pdf校稿：益兴大哥美编：Jane，转自：圣山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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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转】Chris Sundheim ：牧者与瘟疫：马丁·路德关于教会、基督徒与黑死病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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