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的时候，他们才找到木板和灰泥，用来取代墙上的草纸和遮盖破洞的布。

杭州城这一区的居民，这一批外国人已见怪不怪了。 路惠理记述说：「我们之所以能够平安无事，大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们的中国装扮，我们常到外面去，但很少引人注意。」

1866年底，当宁波的宓道生和甘比治前来杭州的时候，他们路经萧山。 那是离开杭州十里的一个重要城镇，距绍兴约五十里。 绍兴城也有两位内地会的传教士在那儿工作，他们是范约翰大妇。 宓道生和甘比治两人争论是否应在萧山设立据点，因此戴德生便陪同他们往萧山察看。 在街头布道之后，他们终于找到一所合适的小房子作布道所。 房东答应把屋租给他们，条件是这些外国人要穿着中国服装。 他们决定萧山的开荒工作由倪义来夫妇负责。

其时已经在杭州传教的有慕稼裂牧师（George　Moule）。 他是英行教会（CMS）的传教士，1858年来华，先在宁波工作，1864年才来到杭州。 慕氏一家在教会史上颇负盛名。 在伦敦时，戴德生曾经和慕稼裂的父亲慕亨利牧师（Rev　Henry　Moule）有书信往来，讨论罗马拼音版之宁波话新约圣经的翻译及出版事宜。 慕亨利的三个儿子都毕业于剑桥大学，而且三人都追随父亲成为圣公会的牧师。 除了大儿子慕稼裂外，二儿子慕雅德（Arrhur　Moule）也在华传教。 （译者按：慕雅德于1861年来华，在宁波传教，1876年调杭州。 ）幼儿慕仅理（HandleyMoule）是位圣诗作者，后来成为杜林区（Durham）主教。 在戴德生一行人众初抵杭州时，慕稼裂很热情欢迎他们，但现在他们的关系却闹得很不愉快。

主要原因是慕稼裂和戴德生两人传教的风格和方法都迥然不同。 宁波的英行教会有欧洲歌德式建筑的教堂，衣着和生活都和其他洋人一样；到了杭州之后，慕稼裂夫妇还是维持其西方的生活方式，对于内地会的年轻传教士穿着中国衣服招摇过市，很是不满。

慕氏夫妇时常邀请一些内地会教士到他们家中用膳，倪义来便是其中的一个常客。 他常发怨言，认为新巷一号里有许多不当之事。 他不满戴德生处事的办法，甚至有时歪曲事实，随意捏造，慕稼裂夫妇则在旁倾听。 当倪义来、史洪道及蔡文才一起到访，慕稼裂向他们发表意见，反对洋人穿着华服。 他还表示两种顾虑：第一这样多的未婚男女同住在新巷，是相当危险的事；其次，戴德生和那些年轻妇女表现得大过熟识和亲密。 他觉得有责任去维护传教士的形象，避免受到非议和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