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3年4月，珍妮流产，一对婴儿胎死腹中。 她很快恢复过来，在她给母亲的信中说道：「这段日子是戴德生最焦虑的时刻。」 现在她盼望五月中搬到扬州，以那里为根据地。
戴德生向来希望杭州的中国信徒能够负起教会大部分工作。 这一直是他全盘计划中的主要策略。 他希望内地会的工作能够本土化和内地化，尽可能减少外国同工。 他的最终目的是每一省只设一位监督和两位助理，由外国教士担任；而每个重要城南皆有中国同工，一些不大重要的地方则设专人分发圣经，也由华人担任。 同时，他希望在1873年底之前，能够开办一所圣经学院，训练中国工人。
看到中国信徒增多，而且在传道及植堂的工作上效率增高，戴德生很感高兴。 他相信中国教会的将来是寄望在这批中国同工上。 他写道：「我看我们外国传教士如建屋时搭的台架，屋子建成后愈早拆掉愈好；或者愈早搬到别的地方愈好，以便在别处做同样的工作。 愈旱建立，愈快迁拆，愈对未有福音传到的地方有更多好处。」 这种策略一直是内地会发展传道工作的方针。
杭州及浙江一带等地，工作发展甚速。 最令人鼓舞的是，不单内地会在此地区工作，其他差会也陆续而至。 自1864年太平军败北之后，浙江省的中国传道人数目，在十年来已由十五或二十人增至一百人，信徒人数也由四百增至一千四百人，其中有百人以上是受过高深教育的人士。 中国教会逐渐壮大，开始装备自己，为将福音传遍全国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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