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宁，安徽舒城人，北大政治学博士，哈佛费正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现居北京。他是最早在中国传播、阐释保守主义的学者之一，著有《保守主义》《天堂茶话》《投资哲学》等。本文源自2019年初的讲座，标题为编者所拟。
在过去的几年中，迻民的话题被不断地掷到我的面前。且不说铺天盖地的迻民广告、迻民讲座，以及朋友们纷纷出走，因为这些并不直接与我有关系。
直到今年春节前，我在美国待了一个月，常常和一些华人朋友在一起。我看他们过得很好，空气也好，工作也好，吃的也好，玩的也好，很赞叹他们的好生活。他们就跟我说，那你就留下来吧！回去干嘛？你看你微博给禁言了，微信公众号也给封了，书也出不了，出来的也下架了，你还回去干嘛？就留下来吧！我说：谢谢啦，我想想，我想想。
回来后，又有朋友给我发私信，他说：您相不相信中国未来三年会有大洪水？我说我没想过这个。他说：假如有一场大洪水的话，您是逃荒，还是抗洪？我说：我也没想过。他又说：您要认为中国不会发生大洪水的话，您是不是认为中国还有希望？您要留下来参加新时代中国梦建设？我说：这个我更没想过。
也有朋友在文章中这样告诫道：稍微有点尊严的人都会离开中国，这里是一个适合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大显身手的实验场，因为在这里，没有规则就是最大的规则；在这样的地方，取得胜利是不难的，用不着什么高新技术，你只要比别人更加没底线就好了。就是说，留在这样的地方，不仅没有胜算，要想为自己保留一点点尊严都很难，甚至连做人的底线都守不住。
对此，我也深有感受。起码，拒绝参加单位的政治学习，都需要足够的勇气，并要承担相应的代价。既然如此，如何才能一走了之？答案只能是：迻民。
最近，在思索上面这些问题的答案时，我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与石门坎连在一起的英国传教士柏格理牧师。如果是柏格理牧师，他会如何回答上面的问题？在此之前，他恐怕也面临这样的问题：为何要放弃优裕的工作，离开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繁荣的英国，来到远在西方文明之外的中国？而且落脚于中国最偏僻最蛮荒的地方？答案当然是：传教。
迻民的目的都是为了生命与财产的安全。而柏格理牧师来中国传教，却要拥抱生命与财产的不安全。他在传教路上差点在江上落水溺死，在传教中差点被蛮民打死，最终，还是把性命留在了中国。
▲修复后的柏格理之墓
迻民，作为逃离中国的手段是为了规避风险；而来中国传教却要拥抱风险。这样，迻民与传教，就构成了鲜明的对照。
柏格理对在中国将要遇到的风险与困苦丝毫没有预知吗？我想不是。作为一个传教士，当他去传教的时候，他一定会知道这句话，就是“去吧，我差你们去，如羊进入狼群。”（Go! I am sending you out like lambs among wolves.）
传教，就是作为羊的牧师，勇敢地走到狼群里面去。柏格理与许多传教士在中国的结局，也的确证明如此。
为何柏格理要选择最偏僻最蛮荒的石门坎？如果柏格理熟悉基督教进入不列颠的历史的话，他应该甚至明白，前基督教时代的英国就是当时欧洲的石门坎。基督教是公元6世纪传到英国去的。此前，罗马的主教格里高利，在罗马的市场上碰到了几个操异地口音的盎格鲁萨克逊人，这几个人请求格里高利派传教士去英国传教。
格里高利派的第一个传教士团，过了几年又被教皇召回来了；直到格里高利自己成了教皇，然后派了很多的传教士团去英国，英国才变成了一个基督教国家。大家想一想，公元6世纪到7世纪的英国，作为一个未开化的地区，它生活条件是什么？它就是欧洲的石门坎。所以假如柏格理熟悉英国的传教史，他对石门坎的情况一点都不会惊讶，更何况还有《圣经》的教导在前面。
有了基督教进入英国，才有后来繁荣而强大的英国。所以，柏格理深知，福音与传播福音有多重要，为此，他和传教士们不惜拥抱风险。相比较之下，迻民则是为了规避风险。然而，迻民就是一个纯粹的世俗现象吗？即便当下办迻民的人大多数没有信仰的背景。
▲G.B.Farthing牧师一家，1900年在太原被杀
前苏联有个政治笑话，我曾经在某个场合讲过：一个苏联人迻民美国，在过海关时，海关人员发现他带着一幅装裱好的斯大林肖像画，就问他：你既然迻民，干嘛还带着这个人的画像？你们猜这个苏联人是怎么回答的？苏联人说，看到这个人我就不想回家了。因为迻民最大的苦恼，就是想家。如何克服自己的思乡病？看看这个人的画像就不想回家了，为什么？因为他象征着一个秩序，象征着一个人们渴望逃离的秩序。
所以，我给“迻民”下的定义是：对秩序的重新选择。什么叫迻民？你从一个秩序下迁徙到另外一个秩序下，这样一种主动的选择叫做迻民。关于秩序，每个国家的秩序都是建立在特定的观念之上的。秩序的差异，导致迻民的可能性出现。
终极而言，世界上只有两种秩序：法老秩序和神定秩序。这几千年看下来，人类的秩序只有两大类型：以上帝为中心的神定秩序与以法老为中心的法老秩序。其他的秩序与政体不过是这两者不同比例的混合。只是上帝的名字并不经常被提到，而法老在各地又有不同的称呼，如恺撒、皇帝、沙皇、元首、主席、总统等等。法老代表一切不信造物主秩序的元首，如秦始皇、希特勒、斯大林、波尔布特等等。
一切法老体制的共同特点是不相信造物主，不仅不相信造物主，而且还迫害信造物主的人。不仅如此，一切法老的政权都是自由的敌人。上帝赋予了每个人以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但是，一切法老的统治都在不同程度上剥夺甚至侵犯人的生命权、自由权与财产权。所以，“自由”这个尺度是区分上帝秩序与法老秩序的一个重要准绳。
一切法老政权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不安全，而且越来越不安全，总是要靠维稳才能存续。这样的国家恐惧自由的个人，总要设法限制个人的自由选择。有意思的是，迻民从来都是单向的迻动，即放弃法老秩序选择神定秩序。很少有人把法老秩序当作迻民目的地。
为何当国人感到自己的安全没有保障的时候，或是为下一代选择更广阔更安全的时候，首选美国或是类似的国家为目的地？因为美国能保平安。为什么美国能保平安呢？因为自由女神左手抱的《独立宣言》，因为美国宪法是按照《圣经》制定的，美国的秩序是神定的秩序。在神定秩序之下，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得到保障，即便是不信神的人，也知道那里有平安。迻民就是从以法老为国王的王国迁徙到以上帝为国王的王国。所以，迻民是选择神定秩序，逃离法老秩序。
▲陪审团宣誓公正裁决
前面说过，传教是一个“圣经现象”；现在我们可以得出这个结论：迻民也是一个“圣经现象”，只要让人们自由选择，大家就会从法老秩序之下，走到神定秩序之下。
我们把“迻民和传教”再往前面推一点，我们发现《旧约》是在讲迻民故事。亚伯拉罕，上帝让他迻民，带着一群人走向两河的另一端，走向应许之地，到新月地带的另一头去建立一个神定秩序；约瑟，定居埃及，他是被迫的，是被卖到一个地方为奴，这不是他的选择，但是却带来了下一次迻民。这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法老之地，迻居到迦南美地。这也是一个迻民的故事。当然，后面还有反向迻民的故事，就是以色列人数次被掳，这是一个强制的迻民。可见，从法老秩序迻向神定秩序，是自愿的行动；而只有通过掳掠绑架，才能迫使人们非自愿地前往法老秩序！
如果说《旧约》是在讲迻民的故事，《新约》则是在讲一个传教的故事。我们今天说的传教士，今天说的传教，建立教会，都是基于《新约》，而不是《旧约》。所以一部《圣经》讲两件事情，就是迻民与传教。
保罗是耶稣的使徒当中最得力的传教者，他顺着地中海的沿岸，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考察每一个城市的风土人情，决定在哪儿选址建立教会。中国人总是把传教士的任务理解为传教，其实不是，传教士的任务是建立教会，教会本身是一个传教的更大的工具，石门坎教会就是柏格理建立的。
在英文里面，传教士叫做“missionary”，意思是“带着神的使命的人”。就是说，传教士是一个使徒，他是带着神的使命来的。所以，我把传教士叫做“衔命者”，衔着上帝使命的人。传教士是被派来完成使命的人。为什么要传教？依据是耶稣在《约翰福音》里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As the Father has sent me, I am sending you.）主派我来传达主的福音，所以我现在也要派你们去各地传达福音。耶稣的使命就是传教，他要求他的门徒参与这一使命。
▲北京协和医学院1921年
刚才很多朋友都说传教士的任务，是传播神的福音。但是我要讲的是，把这个福音更具体化一点，就是扩展神定的秩序：前往法老的秩序，扩展神定的秩序。就是如登山宝训所说的，“做世上的光，做世上的盐。”
如果我们认为柏格理做得对，那我们就相信有一个神定秩序的存在，而且相信造物主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计划，都赋予了一个使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是衔命者，像作为传教士的柏格理那样衔着被赋予的使命，用自己的全力去完成。所以对我们个人而言，不存在是迻民还是传教的选择。
如果上帝放弃了中国，柏格理来中国就是错的。如果上帝都没有放弃中国，中国人也不应该放弃中国！所以我的结论是，每个人不论是选择迻民还是传教，都要去做世上的光，世上的盐，都要去扩展神定的秩序，压缩法老的秩序。一个人生活在哪种秩序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衔着使命做好自己的事情。
所以我们的选择，不是在迻民与传教上的选择，而是在是否完成自己使命上的选择。哪里能完成我们的使命，我们就选择哪里！
▲1920年代的苗族，后面墙上写着：教育第一
选择关乎命运，在面对外来先进秩序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有意愿选择迻民。但是人首先是观念的生物、活生生的个体，一个人的命运，首先是由他选择的思想决定的。
正如刘军宁先生所说：“信仰决定思想，思想决定未来。一个家族的领头人、一个国家的精英所选择的思想，就决定了这个家族、这个国家的方向。”
荷兰人最早接受了新教的金融观念，于是成了最早的世界贸易大师；英国人公元5世纪接受基督信仰，13世纪有了《大宪章》；17世纪，温斯罗普等美国国父将新教伦理带到北美，于是有了美利坚合众国.....
而20世纪初，柏格里将新教伦理秩序从英国带到了石门坎，这里的苗族人接受了这些东西，从而将一个全国最蛮荒的山区变成了“东方天国”、苗族文化圣地、当时全中国的文明高地：
柏格理的团队创制了苗族文字，翻译出苗文圣经，创办了乌蒙山区的第一所小学，在中国率先开创双语教学、男女同校。他们建起了中国最早的游泳队、足球队、运动会。他们还建立了当地第一所西医医院、中国第一所麻风病院……
抗战时期，曾有美国援华飞行员被日军击落，当地苗族人把他救下，并用熟练的英文与他交流；1945年国民政府文化普查，汉族人每10万人只有2.19个大学生，而苗族每10万人中竟然有10人；当年，国外来信只需在信封写上“中国石门坎”，就能准确送达……
每一个知晓这些伟大成就的人，无不为石门坎的成就惊叹，为柏格理的选择惊叹。他们无法忘记，这里曾经只有“破碎的山体、险峻的峡谷、种不了水稻的土壤，只有100多斤的黑猪.....”
▲柏格里 Samuel Pollard（1864-1915年）
究竟是什么力量， 让23岁的柏格理甘愿离开最繁荣发达的英国、放弃伦敦邮政银行1000镑的年收入，来到全中国最蛮荒的西南山区，毫无保留地为石门坎的苗族人献出自己的汗水和生命？
无论是追求实用的大众，还是推崇理性的经济学家，都无法解释他的动机。但是在信仰基督的人看来，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是基督的爱，促使柏格理这位圣徒来到石门坎，无条件、无保留地去爱他的人类同胞。
当然，50年代后，石门坎的文化奇迹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主流叙事中的“样板村”、“慈善楷模”，但那并不是自发自愿的私人行为——违背市场逻辑的输血式“慈善”，不仅是强制的、更无法让付出者变高尚，让接受者自尊自立。唯有顺应人性、激励道德的自愿行为，才可能使身在计划经济中的人们，逐步走出乌托邦的幻梦。
今天，我们身处在一个光明和黑暗并列，正义和邪恶共存的世界，柏格理的一生就像是一个邀请，邀请我们选择光明和正义。他用一生实践信仰，我们做不到那样伟大，但却可以从他的行为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为此，我们鼎力推荐英国作家格里斯特《塞缪尔·柏格理——在华传教士的开拓者》。本书于1921年在伦敦、纽约、多伦多和墨尔本同时出版，因作者是柏格理同事兼好友，掌握大量外人不知的材料和细节，故无论在基础性的资料方面，还是在具体的历史情节上，都包含了大量目前在国内尚未面世的珍贵内容，被公认为这位传奇人物生平故事的权威著作。
陈浩武先生在序言中写道：“这是一部最好的柏格理传记。”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追寻这位圣徒一生的足迹（还可在规格中一并选购“信仰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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